《地雷区》。这些日子我看的电影很少。我学会了一种记录方式，一边看，一边在有感触的时候停下来写上几笔。从几行字，到一两段，到一页纸的零零碎碎，再到几乎成了一整篇文章。我觉得这对我是有益的，因为记忆会随着时间变得模糊不清。我想记住当时当下的那些细碎的想法和触动，不论它是关于生死，还是关于一只黑色的仰起肚皮就六脚朝天翻不得身的，叫做本尼提米的甲壳虫。这依然是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我看过很多二战电影，各种题材各种角度，但是这一部，很特别。这是关于一群特殊的德国战俘的故事。战争业已结束，他们滞留在丹麦，等待着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然而当地的军队却另有他们的打算。故事开始于一个军士长沉重的呼吸。那呼吸沉得像恶龙，带着愤怒和仇恨浓烈的硝烟味。冷酷无情的军士长眼角和鼻梁上的皱纹巨浪一样难以平息。他现在的属下是十一个德国战俘。他们的任务是清除这片海滩上由德国纳粹埋下的四万五千颗地雷。实际上这只是一群半大孩子，还没摸过枪，零星有几人见过地雷的模样。经过了整整一场战役之后，他们身上破旧的军装已经很不合身了，袖子退潮一样短了一大截去。也许这群孩子与这四万五千颗地雷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没有用他们应该握着笔却被硝烟熏黑了被北欧的寒风冻烂了的手亲自埋下它们，可他们必须为同胞犯下的罪孽负责。军士长允诺，你们每小时拆除六颗地雷，那么三个月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然后，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场仇恨如何从开片那沉重的呼吸中一波三折，在经历了某些不可思议令人捉摸不透的化学反应之后，变成了一种复杂的，难以用言语描述的，厚重而万般无奈身不由己的温情。也许一切的改变源于那个叫威廉的小个子男孩的被炸。其实你会发现，地雷爆炸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天崩地裂。它甚至不能将他们当中个子最小的这个男孩彻底炸死。它只是带走了他的两条胳膊，让它们只剩下长短参差，露着大段的骨头茬和开了花的皮肉的血淋淋的两截残肢。男孩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妈妈，我要回家。前不久他还高兴地告诉同伴们，一回家他就可以到父亲好友的工厂里去做一个机械师。军士长沉默地坐在屋子里听那嘶哑断续的哭嚎和哀求。他知道，自己一旦站起来，就要被卷进去了。卷进这些生于罪恶却本身无辜的年轻生命里，卷进他不应该有的仁慈里，卷进善与恶的纠缠，良心的左右问责里。而他终于站了起来，走出门去，给了那个残破不堪的可怜孩子一剂足量的吗啡。随后他调查爆炸的起因。那些饿了几天的孩子没有去偷只有女人和小孩的主人家，而是偷吃了牛棚里掺了鼠粪的饲料。于是有了暴力的治疗。于是有了恶狠狠的冲洗。于是有了驱车探望。于是有了一筐面包和土豆汤。于是这羁绊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远。他甚至对他们说了谎。他说那没了双臂的男孩已经渐渐好起来，很快就要回家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何隐瞒起那个残忍的真相。或许只是不愿意看见一双双灰蓝色的年轻眼瞳中最后一点天真的希望也消失殆尽。军士长在很多个傍晚亲手用木板闩上那个破旧谷仓的门。从哪一天起，他突然放弃了，只是把它轻轻靠在了门边上。或许就是双胞胎的其中一个男孩被炸得粉碎，另外一个活下来的拼命要去找他的兄弟的那一天。军士长用吗啡让男孩安静下来，哄骗他明天再去找他的兄弟。他一直抚摸着男孩的头，直到他睡去。把脸埋进臂弯，不让自己发出难堪的哽咽声。从哪一刻起，这群战俘在军士长的心里不再是除雷机器，而具有了人的模样和温度。然而仇恨从未走远。它仍然在的。大概在牧羊犬Otto踩上那颗被遗漏的地雷之前就悄无声息地等在那里了。仇恨当前，所有的温情和羁绊都像海浪卷来的泡沫那样似是而非，摇摇欲坠，不值一提。当痛恨着他们的女主人走投无路求助于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义无反顾地赶去了。双胞胎中活下来的那个男孩光着脚，像个天使一样踏进了危险区，陪小女孩玩耍，就像他的兄弟曾经做过的那样，为小女孩的洋娃娃包扎。他问她，你认识我的双胞胎兄弟吗？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小女孩得救了。男孩却不肯跟出来。他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同伴们，然后转身，光着双脚走啊，走啊，直到一颗无声爆炸的地雷令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尽管结局是如此的荒诞，但我宁肯相信它是真的。暴脾气的军士长无视上级的命令，将最后活下来已经发往其他地雷区除雷的四个男孩从那里带走，一直把他们送到了边境线上。他终于履行了对他们的承诺，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看完了这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全德语的二战影片对我来说太近，太残酷，太艰难。我必须以这种我所熟知的语言，从我熟悉的角度来审视这种人性，这场战役。我从来不听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方的单方面言论，无论它是如何的冠冕堂皇。任何为己方的辩解都是基于自向的偏袒。正义它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动摇的充满变数的字眼。比起它，我更愿意相信人心。十一。十。九。十一。十。四。这是影片留给我的意义特殊的数字。它们血红地悬挂在北欧冰蓝的冷色调天际。弹拨乐器铮然冷冽的旋律涌动在血管中，让你在刺骨的寒意里头脑冷静地仰望它们。你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不得不向内探究，所谓的善与恶，罪与罚，以及关于和平，关于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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